亲情·友情（完整版）-一丁白盖头
一
世纪末夏日的一天午后，我陪我的兄长、著名作家张承志从松鸣岩下来，就到了蒿支沟我的老家。
张承志兄要给我父母上坟。为着一丝念想，他多次从千里之遥奔波而来。
我哥给我俩拿来了干净的毛巾和汤瓶。
记得28年前他得知我母亲去世的消息后，给我写信：
惊悉你的老母亲无常，心里很难过。我要给你母亲上坟。我和她老人家一面之交，但我忘不了在小西湖旁巷子里迎面走来的一丁白盖头。
他说的是那年我在省委党校工作时，把母亲领到放了寒假的幽静的学校——那是我母亲从农村第一次出远门到兰州城，我还是个20岁刚出头的单身汉。提起这件事，我心中总是掠过阵阵痛楚。提起母亲曾忍受过的苦难、愁肠和难行，我的心如烧焦了般的抽搐。这种折磨伴随着我懂事后的一生。母亲无常(去世)以后，我常常梦见她那苦难的善良而慈祥的面容。梦中的我因为没有尽到责任，因为内心的深深缺撼而痛心地哭泣，哭得很伤心——梦境中的伤心难过好像比素日平常的伤心要严重得多：是那么揪心，那么失落，简直无法用笔墨形容——哭着哭着，大概就真的哭了，从梦中哭回到了现实，哭出了声，吵醒了身旁的妻子……
我母亲生过九个孩子，我是她最小的一个，也只有我一个人生逢其时，十分幸运的考上了大学走出了贫困的家乡。这使多难的她颇感慰藉。她常煞有介事地给人讲，怀着我的时候，她梦见了一颗鲜红的笸箩那样大的太阳……那时，我刚工作时间不长，还无法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无法平衡母亲一生的困苦与不平。她更是没出过门——她一生出门最远不过十公里——那是下（读ha）川我姐姐的家。因此，我想利用假期趁着学员们都放假的空闲时间和宿舍让她浪一浪兰州，出一次远门，看一看她的唯一一个吃了公家饭，当干部的孩子是怎样生活的，城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但是，她总是离不开家务：我哥家那头尕白雌牛、还有那个四岁的孩子缠着她一步也不能离开。
1986年初，利用农村的冬闲，也利用党校放了寒假的学员宿舍，我终于动员通了她，家里其他人，包括父亲也同意了。本来我打算把父亲也一块接来，但是，我那一间单人床的单身宿舍住不下而作罢。
我扶着裹着尕脚、手拿一根拐棍的母亲，好不容易搭上了班车。春运的长途班车上人很挤，我扶着母亲站在班车的走道里。车行了好一段才有人下车腾出了座位。老式“解放”牌的绿漆班车像一头负重的老牛，慢腾腾地，沿途村镇旅客上车下车，一步三停。交了“九”的班车上，很冷，我两手捂着母亲手粗糟而干枯的，又把我的口罩取出来给冷着的、从没戴过以后也没再戴口罩的母亲戴上。就这样，从早晨太阳冒花出发，颠簸到了日落西山，终于到了兰州。
下车后在车站附近吃了个牛肉面后，倒了几路的公交车，几经周折，终于到了我单位的宿舍里。
在校园西二楼，那个放了寒假空荡荡的宿舍楼里，在230的我那间温暖的宿舍，我整天陪着母亲说话，拉家常；她给我讲述逝去的久远的苦难岁月，那人祸的“三年独木桥”上家里是怎么吃着榆树皮、苦苦菜熬过来的；母亲说，过两天是正月初八，是我亡人二哥的忌日，刚好和我奶奶的忌日重上了，她来时给我哥安排了，许下她养的那只大公鸡念“亥亭”。这不由地勾起了她心酸的往事，说那年月我二哥年华20就硬是没熬过来：他是在晚上临睡前，吃了的一口榆树皮炒面还没有咽下去、甚至连身子从炕上还没有调过来就先走了的往事——白头发送黑头发，当时我是体会不出母亲几十年来心里是怎么翻腾着这个事的……
母亲虽然不识字，没上过一天学，但她记忆力常超，庄子里谁家的孩子属啥哪个时辰里生的接生的是谁都记得很清楚，说起来清晰得好像昨天发生的事。
她还讲了蒿支沟的往事，讲我外爷家族的过去在蒿支沟的显赫，整个蒿支沟几乎都与我外家沾亲带故，而后代都是现在的哪些人药娘吧？叫什么名字等等。我当时想，这么复杂的关系离开母亲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因此我还十分珍惜地详细地制了一个表格，把外家家族后代梳理了一遍，至今还保存完好。
我用刚刚学会的做面片的手艺，在单身宿舍里用盆子和着面，用老家里带来的洋芋顿顿给她做饭。她只是跟我说话，做礼拜——我什么都不让她干。对她来说，生了7个儿子，第一次这么连着吃儿子做的饭。母亲一辈子太不容易了，也太累了，我想让她彻底得到休息，我好好地尽一点孝道，让她好好享享她唯一一个走出山沟、吃上“皇粮”，当了城里人的尕儿子的福。我还准备带她去城里看一看兰州当时最大的南关什字百货大楼；我还准备进城买肉给她饱饱吃一顿手抓羊肉——那时吃一顿肉多不容易啊！
可也许是从未坐过长途班车颠簸劳累了；也许是第一次出远门不服水土，她刚到的两天里身体不舒服，我不敢领她出门。我请来校医胡大夫给她号脉听诊开药。我想等她适应了环境、调整好了身体以后，也等着天气变暖和些，再去买衣服，再领到市里去看看城里的高楼大厦，看看她从没有见过的火车；我还准备进城下馆子，给她饱饱吃一顿手抓羊肉。
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中午，一楼的值班员突然喊我，说有我的电话。那时电话不普及，整幢楼里只有一部值班座机，所以很少用电话。我不知是谁，但有电话来肯定是有重要事情。我赶忙跑到楼下，听筒里传来了熟悉的张承志兄的那特有的浑厚标准的普通话，说他已经到了小西湖，准备到广河，问我能否一起去？因为事出突然，我拿着听筒刹那间脑子一片空白。
我处于两难之间：张承志兄这是第二次到河州，不熟悉地理人事。1985年秋我们认识不久，我曾陪他去漠泥沟过大约一周时间，回到兰州后他又住在我党校的单身宿舍里写作，从那时起我们建立了亲密的兄弟情谊，我给他承诺过只要他到甘肃我就陪他的话；而另一方面，我好不容易动员老母亲来到兰州，还没有浪呢，一直想做的那许多事还一件都没有做，陌生的兰州城里无依无靠，我又不能撇下她一个人呆在不熟悉的城里。
我放下电话回到宿舍，思忖良久。我急忙教给她怎样开关液化气，让她自己凑合几天等我回来，但没有成功。那时的液化气灶是简易的先开阀门后用火柴点燃的那种，母亲害怕液体见火后那瞬间的燃烧，把握不住拧阀与点燃的火候。她毕竟是农村从没出过门的已经是快70岁的老人了。
我知道，母亲无限的信任和依赖我，这事只能由我做决定：和母亲一起陪着承志兄去，以后领母亲再来。当时我想，远在北京的作家来一趟不易，而母亲还可以再来：儿女的心多么囫囵啊!年幼无知的我怎能预感到后来突然间的变故呢？
我给母亲简单地说明事由后，回话让张承志兄在小西湖等着，我们马上去车站。我赶紧收拾好宿舍，扶着母亲走到校园大门口。
从省委党校到安宁公共汽车站有步行半小时的路程。那时的安宁一片荒凉，既无公共车又没出租三轮，我母亲是缠过的尕脚又拄着个拐棍，她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着。往前看着路还那么远，我心里着急。走了一段路，我急中生智折回去猎萌，借了辆自行车把母亲带到安宁桥头，嘱咐她原地等着，不要动；然后我飞骑还车，再小跑步到桥头……现在写着都似乎急得火冒金星。
挤上了15路公共车，我赶紧跑前头想给母亲占一个座位，这时，我看见有一位中学生给母亲让了座。她坐在位子上一时不见我着了急，向旁边打听这车往哪里开——她后来给人说，“我不见西拉(我的家名)急得当成这车是往新疆开哩！”在母亲的意识里，新疆是很远很远的，她怕把她拉到一个遥远的没人烟的地方——我瞅着她着急的样子，赶紧从后排走过去，叫了一声“阿娜”(妈)，她看见我，捣了我一把，又喜又气地责怪：“你哪里去了唦!”
我姐姐后来问她：“阿娜，那你着急的啥呀!”母亲回答说：“我怕车把我拉到新疆上去呢。”
到了南滨河路小西湖路口站下车，我让母亲顺着人行道直直往南走，我急忙跑去车站见张承志兄，怕他等急了。
张承志兄在信中所指就是：我当时在汽车西站门口见到他后，告诉他我母亲还在后面呢，他惊讶而感动地忙问：“你连老母亲也带来了？哎呀，我说要是你母亲来了你就不要去了……”他赶忙拉着我又急急走到了小西湖路口。从川流的车辆和嘈杂的闹市人群中，张承志兄看见了那忽隐忽现柱着拐棍，小脚蹒跚着——
迎面走来的一丁白盖头
因为没有了却让母亲吃一顿手抓羊肉的心愿，也因为一上午被折腾得母亲直到中午还没有吃饭；汽车西站窗口买了车票后，我看看离发车的时间还早，便领着母亲去附近的唐汪饭馆剁了一斤手抓羊肉，让母亲吃。母亲没牙齿，只能用手撕着囫囵咽下。因为囊中羞涩，我自己只买了碗牛肉面，而母亲看着我没有吃肉又让着我吃，母子俩让来让去——现在这些事写出来，今天的年轻人能理解么，我的孩子能相信么?
——这时，张承志兄从饭馆对面的副食店里买了一大包糕点提过来，送给母亲。张承志兄在我母亲去世后来信，无不遗憾地写道：
幸亏那天我在一爿清真铺子里买点心时，售货员说：够啦，送礼也就行啦。我说不行，不是一般的人——这算唯一一丁点的安慰了。
我们三人一起乘上了开往临夏的长途班车，先把母亲送到蒿支沟的老家。吃过简单的农家饭，我和承志兄就折回，往广河县城出发了。从我家到广河县城有20公里路程。因为我俩在马路边等了好久也搭不上班车，看看天色渐晚，我只好回家推上了自行车。我骑车捎着他，骑一阵又推车走一会儿。到达县城时天已经黑透了。
我找到了在县上工作的我的朋友，住在了他单位的一间宿舍里。
第二天是正月十三变装俏佳人，我朋友找车并陪我们赶到了谢家，参加那儿的“尔麦里”，我们还到了东乡族的阿里麻土乡，住在乡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白天，我陪承志兄走村串户交朋友体会民情，晚上在煤炉呛人的烟味下取暖，承志兄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金牧场》。我们在那儿大概住了一周时间。
就在这一次，我还联系到了一台丰田客货车，鼓动承志兄冒着漫天飞舞的大雪去了一趟东乡北庄。因为司机和我们都没去过，不识北庄路线，路过蒿支沟老家时，我把那天骑到广河的自行车从丰田客货车车厢里卸下来放回家里，动员父亲带着我们去。
张承志兄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他写道：
“我的不超过5名的弟子之一，出身北庄的马进祥摆出一副客观介绍的样子，不怂恿我去，但宣布如果我愿意去，他能搞到车。我望望迷蒙的大雪，心里怀疑。但是广河县的马县长把一辆白色的客货两运丰田开到了眼前，进祥又把他的老父亲请到驾驶员右侧的向导席上，驾驶员也是姓马的回民。——我背上了包。”
承志兄在《北庄的雪景》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我父亲：“向导席上的进祥的父亲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好像已经入了定……马进祥的老父亲一直纹丝不动，走了这么一路他没有说一句话，拐入小道时他也只是用手稍微地指了一指。”
此文所指“马县长”名叫马玉清，当时在我带班的省委党校上脱产2年制的民族干部大专班，学前任广河县的副县长。他们学习期间，我在班上不止一次地讲过张承志兄和他的《黑骏马》，因此，广河的学员表示到了他们县上一定要接待一下，此时正逢他们假期回家，听到这个消息就找了个车来表现来了。当然，以后每次我俩去河州免不了多次打搅。
再后来，1999年夏天，我俩去积石山小住几日，重访大河家的时候，抽出时间，到临夏市会面了他。
这是承志兄第一次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北庄门宦的马进成老人家的历史性会面。在漫天飞舞的东乡大雪天，我们到达老人家那座普通的平房宅院时，还有几波客人。因为来访人多，老人家可能并未在意我们此行的特别。
承志兄特别对那次我们一行坐炕上，而老人家却坚持站在炕下，在烧水带取暖的火炉旁添茶倒水招呼客人印象深刻。后来北庄老人家去北京开政协会时，承志兄还专门去宾馆看望过老人家。他写道：
“后来几年之后回想起来，我还为那一天我在炕上坐着又吃又问，而大名鼎鼎的北庄老人家却在炕下作陪而不安。”
那次行程的意义在于：从此开启了一位作家与宗教老人家之间几十年的友情，也是张承志兄由当时被我笑他连“阿卜黛斯”都不会洗的“瞎（ha）汉”转变为一个真正穆斯林学者的见证。而且也此行还诞生了《北庄的雪景》，以及后来这篇文章被“错爱”挂到了老人家客厅正中的墙上而演绎出的故事。承志兄知道这个事后，很感动。他写道：
“我不敢想象——我那两三千字，我涂鸦的那个随意凡俗的小文，怎能挂到了那里”，“我在电话里嘱咐兄弟，要他抽空亲自去看看，然后把情况仔细告诉我”。
于是，我又带上相机专门去了一趟北庄，拍照片洗印后邮寄给了他。
2000年仲夏，我和东乡的朋友赶到兰州火车站。承志兄被一只无形的巨手一推，就来到了老人家的家门口。“为了领受一份情，为了致上一声谢，我越过了数不尽的山河阻隔，站在了这里”。那次他还带着刚考过大学的女儿，我也带上了我的女儿，我们四口在老人家的宅院里住了将近一周时间。此行不久，我们就见到了一篇题为《祝福北庄》的传世美文。
——没想到第二年第三年母亲父亲双双接连无常，我因此也没能够了却让母亲浪一浪兰州的心愿。写到这里，我眼前总出现当时在党校那间宿舍里，我说情况后，母亲还愿意留下来的神情。我止不住强烈地情感怀念我亡故的亲爱的父亲母亲。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年仅二十出头的我几乎垮下去。我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我常常手捧着当时从母亲坟坑里拿来的一把黄土，在那间单身宿舍以泪洗面，泪水滴湿了手绢包裹着的黄土。空旷的楼道里，我的哭声惊动了一个寒假带来新媳妇没回家的学员，他俩口过来安慰我。我成了一个真正的“耶其目”（孤儿）。
那时，承志兄的一次又一次的来信成了我心情上最大的安慰。他写道：
将来到了河州蒿支沟，我一定换大水为那个在小西湖巷子对面飘来的白绸盖头和那个为了我匆匆地跟着儿子上了颠簸之路的老母亲上坟。
后来，他又一次来信：
伯母的无常和我外祖母的无常方式几乎完全一样：静静地、突然地……我们这样有罪的人是否也能获得这样的日子呢？
二
我当年考上大学后，还穿着母亲怕我冻而缝制的厚厚的棉衣棉裤。那时很少有卖现成的毛衣，都是买了毛线自己织。看着其他同学穿着薄薄的毛衣很体面，我很羡慕。但我又没钱买毛线，更没人给我织。家里人一年四季田间劳作都吃不饱肚子，哪会织什么毛衣?穿着厚厚的棉袄,我总是难为情，显得很土气，很自卑。假期里父亲知道了我的心思，就说：娃娃我给你捻线吧，羊毛都是自家羊身上剪的。还是纯羊毛呢。于是他一边放羊，一边捻毛线。一个夏天下来，足足捻了两斤多的羊毛线，托一位堂哥织了一件毛衣给我寄来……成人以后，我一直在想：60多岁的父亲在炎热的夏天的山上，一边放着羊群阜宁教育吧，一边一根根小心地抽着、捻着羊毛线，寄托着他对出门的尕儿子的怎样一片情思啊！
父亲捻的线虽然没有机器线那么匀称，但很结实，织成的毛衣我拿回来后，反复水洗染色后，伴我熬过了十几个冬天。后来袖口破了，我让妻子把它拆下后再染色，改织成毛裤，穿在身上驱去一个个严酷寒冷的冬天……孩子不解地问我：“爸爸，有新毛裤你怎么不穿，老穿那个旧的呀?”我摇摇头若有所思：孩子，你不知道爸爸的心思，等你长大成人了，我再给你讲。是的，一个现代都市的女孩儿怎么可能懂得逝去的父辈们那艰难的岁月!她当然不知道我对这件毛衣裤的特殊感情，当然不知道我穿着这件毛衣时内心里充满着的那温暖的感觉，它是任何所谓高档的衣服替代不了的。她小时候听我讲，总不理解，听爷爷饿着肚子，总会说一句：“爸爸，爷爷饿了咋不买牛肉面啊？”、“你讲的该不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吧!”
我父亲高额头，深深的眼窝，高高的鼻梁，棱角分明的五官和适中花白的胡须，非常的“苏莱体”(慈祥、信仰之美)，像一个新疆人。张承志兄那次见过以后，逢人便赞叹：“进祥父亲长得漂亮极了、漂亮极了……”他当时曾给我写信：
今天下午刚刚从宁夏回来，见到你的信。不想这信无论如何使我睡不成，尽管我近两天没睡了。其实，这几个月来，我也一直想着你父亲，想着因他而懂得的一个词“苏莱提”。
只可惜没留下什么“苏莱提”影迹——因为条件，也因为他本人不愿照相。甚至他带张承志兄和我去北庄，张承志兄拿着刚从日本带来的高级尼康相机也不愿照。当时我俩照相时，却不见父亲，正如后来张承志兄在《北庄的雪景》）中写的那样：“老人没有招呼我们，径自走进了那颗古树，跪下上坟”。
但是，只有一张连父亲本人也不知道的绝美照片留下来了。
那是一个周末，借了同事一架甘光牌的傻瓜相机，买了一卷当时昂贵的柯达彩色胶卷，我从省城赶回老家。早晨，我跟着父亲抖落掉清晨的露水，铺了一只麻袋，跪在将要成熟的墨绿的麦田上给母亲上坟。我藏好了相机选好了角度，像往常一样跪在父亲的旁边，琢磨着画面和角度，伺机拍摄。他就那么泣声伤心投入地念着“索勒”，我从侧面悄悄地对准镜头，稳稳的按下了快门：画面中的老人穿着青色中式服，双手拿着一本手写的单本《古兰经》，经过母亲无常以后的重大打击，原本花白的胡须全都白了，在东面曹家山顶上即将冉冉升起的太阳的光亮下，随着诵经声微微抖动着。他深埋在墨绿的麦田里，周身的麦穗和麦秆叶子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他的正对面是母亲的一座孤单的新坟，堆起的黄土上覆盖着鹅暖石，石头的缝隙里挤出几根稀疏的杂草；画面的远景是蓝天白云映衬下的绿油油的阴洼山，更远处那太子山脉的雪线隐约可显。侧身的角度更加充分的表现出了老人棱角分明的轮廓，更加充分的表现出了父亲的“苏莱提”，表现出一种因信仰和慈祥而显示出的吉庆之美——这事直到父亲故去也不知道，因为他不愿照相，也因为怕他伤心难过。
我在这张照片的背后题字：
我亲爱的父亲 1987 年7月13日在母亲的麦匝上
送走了父亲的埋体以后，我才加洗印出来分送给了哥哥姐姐保存。
几十年后我将这张照片翻转成电子数码以便保真。每当思念父亲的时候，我拿出来。端详着这张照片和我当年在其背后稚嫩的似乎还有泪痕的题字，我突然发现这个日期很特别。哦，想起了，阴历的这个日子正是我的生日。这个发现让我不免胡思乱想：这是否于冥冥中暗合什么呢？
从母亲去世以后官术笔趣阁，看着孤单的父亲，我好像猛然间长大了，突然间成熟了。尽管那时我刚刚20出头。当时虽没有双休日，交通不便，刚刚参加工作工资不高，买来回班车票都算一笔大的开支，但我一有时间就往老家跑，觉得到了故乡，到了孤单的父亲的身边，然后陪着他一起给母亲上坟，那颗游子的空落落的心就踏实了。我常常于周末下班后去搭班车，一般到家就到了半夜。
一次我从单位下班出来，坐公交赶到小西湖，好不容易搭上了开往临夏的班车，因为车没拉满人，又躲着交警不敢停下揽客，就反复的在小西湖周围兜圈子拉乘客。那时没有高速公路，由于正在开挖老路的七道梁隧道，班车绕道蹒跚在阿干镇的那条崎岖的山路上，马达怒吼着，汽车吃力地爬行。满车都是贩运羊皮的小贩，狭窄的硬板座位被裹着皮袄的大汉一坐，如同堆了个胡麻垛，你跨坐在一边就很难受；再加上几个抽烟的，车厢里恶味儿扑鼻。一过三甲集，沿途一路的村镇上旅客下车上车，走走停停，等回到家里已是子夜。
父亲那时已经患重病，侧身躺着，我知道他在家里等着我，侧耳注意着马路边上汽车的马达声，挪开了窗台上的花盆，从炕上了望着公路边停下的班车，心里在默默地期盼着我，呼唤着我。是的，父亲真的在一声声呼唤，我听不见，但能清晰的感觉到。路过家门口时我叫停了班车，三步并作两步一脚跨进门槛，伏在父亲的枕头上，脸贴着他的头哭出了声：大大啊，我放心不下你啊，在单位上心慌得不成，我就是想你啊……
那时，除了我，哥哥姐姐们早已成家，母亲无常以后不久，他们的日子没过多久似乎又日复一日的运转开了，恢复了素日的日升日落。他们忙活着各自的家务也许或多或少地分散了精力，减轻了那种失去亲人打击，分散了失去母亲后的悲伤，而最大的悲痛和可怕的孤独留给了未成家的我和孤单的父亲。
不，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二姐——
多少年来，姐夫不愿受农业生产队那种半政治化军事化的严格管束，不参加生产队劳动，不顾家里妻儿老小混迹天涯不着家门。姐姐在炎热的打麦场干完了一天的活，队里分粮时却因为姐夫“不参加生产队劳动”，连带她挣的工分和孩子们的口粮也都扣下了。每次快要分粮时，当姐姐干了一天的活，得知不给她家分时，她就躲到麦垛后面哭；当别的社员将刚打下分配的粮食背回家的时候，唯独姐姐却空着粮袋屈辱的回家。面对饥肠辘辘等着吃饭的一群孩子和公婆，姐姐只好往口粮并不宽裕的娘家跑。多少年来，姐姐守着几间土坯房只身拉扯着一帮娃娃侍候着公婆，在生产队里因为不参加劳动、不受队里管束的丈夫而备受歧视，饥寒交迫，受尽磨难。姐姐一家人在当时贫困的农村，更加贫困的生活线上挣扎。姐姐每次回娘家跟父母哭诉，不但受穷吃不饱，而且姐夫偶尔回家，一唠叨还经常拳脚相加。姐姐提出想结束这段包办的婚姻时，太过传统的父母总是说，看在娃娃们面子上忍耐着过吧。
一次我歪着头，在炕沿上肘着胳膊听姐姐给父母哭诉，突然冒了一句“姐夫打你，你不会往哈三家的大门里跑吗？”哈三是我的一个堂哥，他家门前是一块空旷的场院，离我家不远。平常不小心拉倒了炕桌上的茶碗，父亲吓唬着要打我，我就往那儿跑。这句话惹得姐姐破涕而笑：“哎呀我的个尕兄弟啊，不是哪哒都有个哈三家的大门滴！”
小时候的记忆里，我走路最远的地方就是母亲派我给姐姐家送馍馍。想着姐姐家里几个吃不饱的孩子，母亲每到周末就开始在炕洞里烧个焪锅馍馍让我给姐姐家里送。其实，我家那时也不宽裕，也都吃不饱，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弟兄三个上学回到家里，母亲把青稞面的焪锅掰开分成三份，一人一份。因此，母亲也几乎是从我们口里匀出来接济姐姐一家人的。几个外甥上不起学，从小承担起了繁重的家务。大外甥十几岁时我在兰州托人介绍到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每天挣不了几元钱；老二外甥不到十岁就辍学，被送到了买家集的一所清真寺里念经，说是念经，其实是为了减少家里的一双筷子，在外混一口饭吃。有一次村子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无常，送“埋体”时散了钱，外甥攒起来了两元钱，回家里来时给了我姐，我姐赶紧打发到小卖部里买来了家里急用的煤油、食盐等。外甥出门时，我姐说：“我的娃呀，你这次挡了家里的大困难了，下次……”还没等姐姐说完，小外甥回答说：“我的阿娜呀，那是送了埋体散下的钱，天天哪有埋体送啊！就是买家集上的人都无常完了，家里的困难也解决不了呀！”说得姐姐苦笑一声，既心疼儿子又觉得无可奈何。姐姐家境困难如此，所以，那时，母亲不仅是姐姐情感的寄托，也是物质上的依靠。
母亲无常以后，姐姐的靠山倒了，她觉得天塌下来了。姐姐悲痛得在家里呆不住；去地里除草，她就在地里哭，直到哭麻了眼睛、分不清青苗与杂草，然后就往家里跑。到了家里也空落，一个人心慌心急，她又往娘家跑，就想见到父亲，就想在母亲睡过的炕上住上一夜。
在那眼熟悉的母亲的土炕上，她帮母亲梳头缝补和换洗衣服，她帮母亲修剪指甲，她陪母亲说话。那时，姐姐家里赤贫没啥拿的，她常常攒一把青稞做成甜胚子提上来看母亲。而现在，物是人非，回到娘家，那眼熟悉的土炕变得空旷了，变得孤寂了。她只身住在母亲的炕上，眼前晃动的都是她与母亲一起的一幕幕。
天麻麻亮，我在睡梦中常常被东房炕上传来的姐姐悲痛的哭声惊醒……
早饭后，大家都干活去了，姐姐家里一大帮娃娃，也该回自己家去了。而我还得回到兰州上班。忙碌的上班倒好，最难熬下班后回到党校的那间宿舍里，忍受着夜晚里可怕的孤独。
而每天清晨，父亲一个人从母亲坟上下来，还得给哥哥放羊去。赶着羊群上了山，父亲身单影只煎熬度日。想着孤单的父亲，我和姐姐不约而同都往老家里跑。
可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我却没有这种恋家恋父母的感觉。考上大学出门后，假期里父母好不容易把我盼回家，可我回来没几天，一转身，骑上自行车跑出去到县城里找同学玩去了，玩到很晚才回家。那时，我幼稚地觉得和同学玩痛快，觉得在农村家里没意思。
当时年幼无知、少年轻狂的我，哪能在意到父母期盼儿子回家的感受，哪能预想到母亲剩下是时日不多了呢？
三
1984年初，是我刚参加工作分配到乡下后的第二个年头。一天晚上，漠泥沟中学小学的马校长，来到我的办公室聊天，说他看好的一个韩家集的姑娘，各方面都不错，和你般配，我想当个媒，结果人家听说你在乡上时就回绝了。我听了苦笑一声。在省会城市生活了四年的经历和漠泥沟那个地处回、藏区交界的偏僻乡下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使我在工作半年后就有些呆急了，我就想进城，就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甚至想看看汽车。
春节前夕，我从工作的临夏县漠泥沟乡政府协助医疗队忙完最后一批计划生育的结扎手术，跟乡长打了招呼，第二天清早摸黑匆匆步行十里路来到兰郎线上的马集镇，等了半天才拦住了从甘南发往兰州的班车，摇摇晃晃到黄昏时，才到达了兰州小西湖的汽车西站。在汽车快要进站时，透过窗户我看清了久别的向往的熟悉而又陌生的金城西站。在站门外一直站着等我的朋友请我到旁边的一爿小吃店吃了一个火炉子上烤得兹兹作响的砂锅，解了解乏。那感觉是奇妙的，或许是因为乡下人的自卑，一种带有不安而苦涩的幸福……没钱住宿，只能投奔已经离开了半年的母校，住在学弟的宿舍里。
像许多大学生依恋母校所在的城市一样，虽然不舍，但是金城——这座我生活了四年的原来那么熟悉亲切的省城，到达不久，感觉到于我突然显得那么陌生而高不可攀，对我这个来自乡下的年轻人是那么的不容。它居高临下，完全不理会我曾在它的怀抱里的温暖地生活过亲近过，完全不理会我对它充满着的一片深情，完全不理会我在身处乡下的孤单的日子里，手捧着从《小说月报》杂志上拆下来用牛皮纸装订了封面的《黑骏马》，心里却偷偷充满着对于美好的向往……
我明白，大学毕业后我已经被分配到了乡下，又成了乡里人，我与这座城市存在着巨大而遥远的距离，这使我心情十分不好。
当我如同一个弃儿，沮丧地离开城里，回到乡下的家里时，才知道母亲刚刚大病一场去了医院。我赶忙骑车飞奔，路上迎上了看完病坐在架子车上往回走的母亲。我抓住了母亲那只粗糟而干枯的手。
额滴阿娜呀，你在病重关键的时刻，我没在您的身旁！您都病成这样了，都不让告诉我。我当时在内心里充满了自责，责怪自己春节放了假为什么不直接回家而跑到了陌生而与我无缘、甚至瞧不起我的城里？我不知说什么好。母亲却说，娃呀，阿娜这次差点见不到你了。我说，你都病成这样，咋不叫我呢？她说，阿娜不要紧，这么多娃里就你一个工作，吃公家饭，不要耽搁你的工作
——这是母亲一贯的思想，不论家里出再大的事，都不告诉我，怕我分心影响学习工作，啥大事我都是事后知道。所以，后来当我接到家里“母亲有病速回”的电报后，我就预感到家里出大事了。
就在那一次回家，我陪母亲多呆了几天，恰逢母亲的侄孙结婚，她还得去娘家马岭。她身体虚弱不能走路，我和我哥只好用大哥家的马驹驮着她去。
难言的是，我还不能陪她赶赴我外家的宴席——那个小时候经常跟着母亲去的那个熟悉的外婆家。因为，那时我外奶奶已经去世了，唯一的一个舅舅被劳教杳无音信，外家里只有母亲的侄儿、也就是我的表哥。我也已经长大参加了工作。那时家里困难，搭个礼不容易。记得我当时给母亲买了衬衣袜子之类礼物，这些只能是她一个人带的礼品，如果我们俩去，我又是个“干部”，礼太轻，不太好意思，礼多又拿不出来。为此，我和母亲颇为纠结。我把母亲送到马岭的山上，我只能返回，不能陪伴，心里十分惆怅。
我想起以前我三家湾的表哥结婚时彩虹烟，也是因礼薄父亲不能和母亲一起去。当时父亲拉着借来的生产队里的毛驴驮着母亲，到山顶上后，给母亲指给了那条通往她妹妹家的小路和山窝下的门前有颗老树的小院。父亲老远瞭望着母亲顺着那条小路快到了阿姨的家，才放心地转身牵着驴回家。
四股股贴着红纸包装成的一斤挂面，被当作礼品往往大游行走了好多家，从这家拿到那家，都舍不得吃，直到破碎发霉再也拿不出来。我母亲和她的亲几个姊妹之间相距并不遥远，可几十年当中也是因为家里困难几乎断了来往，断了亲戚路。
拿不起礼物空手难进亲戚门；同时也怕家里来客人，因为没啥招待的。记得那时我家里来了客人时，好客的母亲为没有一把要擀的面而愁肠，不得不拉下面子，拿着笸箩和队里那杆16两的秤，满庄子里一家家去借面，有时跑完了全庄子也借不到——不是不给你借，实在是大家都困难啊。
确实，那时的困难啊，真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哪！压断了正常的人情世故的往来，压得淡了人情，就是亲姊妹也是老死不相往来啊！
我看着马背上的母亲虚弱的身体，回忆着这些艰难的岁月，想着母亲一生的困苦和艰辛，忽然觉得母亲剩下的时日不多了。我那时刚参加工作，63元的工资，扣去食堂的生活费，扣去单位同事之间名目繁多的婚丧嫁娶的人情往来，还要买书和其它一些必需的生活费，所剩无几，囊中羞涩。而在农村亲戚们看来我还是个拿工资的干部呢，谁又能理解我们这一类从赤贫农村考学出来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的苦处呢？我觉得我不能陪母亲一起走亲戚，虽然考了大学当了干部依然不能尽孝，我内心自责，不由悲从心来，哭出了声，越哭越伤心。母亲从马背上转过身来，说，那我俩一起去吧？我摇摇头，觉得礼薄难进亲戚门。再往前走，我哭得更伤心，她又停下转过身，望着我说，那我们回吧，不去了？我又摇摇头，我说：你去吧，我先不去上班，我在家里等着你回来。
就这样，我把母亲送到那个去马岭的麦湾坡顶上，快到她侄儿家时，我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默默地转身离开了。想着母亲如此的体弱，她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而我虽然工作拿了工资，日子一下子不可能就好起来，而且还面临着只能靠自己成家，日子不可能很快就好起来。考大学时给母亲的“天天吃长面、顿顿吃油香”的承诺无法兑现了。当时我一路流着眼泪，暗下决心：物质上看来我是不能尽孝了沽宁，但是我一定要写出母亲孤苦的一生。
后来，听说母亲还给我姐姐提到了这个事，说不知啥原因，娃那次哭得伤心啊。现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这些事，回忆着母亲的点点滴滴，回想着当时许下的关于要写她愿望，我心里掠过些许的慰藉。
哦，母亲，原谅那时我是还个不懂事的娃娃吧。
据说，那天母亲有病，我姐姐来看她。晚上姐姐陪母亲住下。夜里姐姐醒来时发现母亲起来靠窗户默默坐着，没有叫她，也没有点灯。姐姐问：阿娜，难受得很么？母亲说，是。腔子里憋的很。
母亲说，前几天西拉来的时候说在他尕新庄的哥家留下钱给我看病呢。姐说，那明天我们去看医生吧。于是，第二天我姐和我哥就拉母亲去蒿支沟镇上，从一个老中医那儿看病回来，晚上吃了几口饭，喝了中药，坚持做了这一天也是这一生的最后一番礼拜就睡下了。
夜里父亲发现母亲病重，叫醒了哥哥，叫来了隔壁寺里的阿訇。当我哥问她是否给我打电报叫回来时，她摇摇头，还是那句话，娃工作忙；后来看着病情加重，我哥不再问，急忙骑车到县城给我拍了那份电报。时间不长母亲在父亲和阿訇的提念中归真。我哥回到家里见母亲已经无常，又接着又跑到县城。那时长途电话不方便，只好找我在团县委工作的一个同学，给我单位打电话告诉母亲无常的消息。而我姐姐陪母亲看病回来后说她回去处理一下家务第二天再来，结果留下终生遗憾，至今一说起来懊悔得泪流满面。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立湿宁。我梦见母亲都快不行了还被人往门外拉，我难过得揪心。一夜的恶梦醒来后我预感到一种不祥。我从十里店党校的住处坐公交昏昏沉沉地到单位时，快到八点半了。见到母亲病重速回的电报后，印证了这种预感。因为我知道，不到极其严重的时刻母亲是不让叫我的。我急忙赶到了小西湖车站，好不容易坐上了班车。班车不管我心急，慢腾腾的，一路想着母亲病情的可能性，我觉得母亲这次的病可能很重了，担心能否赶上呢？因为我知道，不到极其严重的时候，母亲是不让叫我的。
我到达时大概下午四、五点钟了。
当我叫停班车时，发现老家门口的台台子上黑压压站了好多的人。我脑子里突然间嗡的一声。父亲大概一直在马路边站着等着我。班车停下后，我看见了父亲披着那个熟悉的镶着黑色绒边的光板羊皮大氅，步履沉重地走过来，见到我便问：娃你接到的电话嘛电报？我说电报。他明白我没有接到电话就不知道母亲无常的消息。
父亲这才一字一顿地告诉我：你阿娜无常了！我脑子顿时一片空白……
现在能够记得起的，只是父亲那张土沉沉的脸庞，那脸色让人联想到刚刚经历了地震的人才有的那种灰白。
按照回民风俗，母亲本来可以当天下葬，但为了等我这个出远门的最小的儿子，父亲决定延迟到第二天。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大概是在十天前。当时我带上单位分的一点牛肉，买了她吃的治疗气管炎的药，搭了个同学公务的顺车回家。当我走到邓家山老家门台子的路口，看见母亲正在大门口的槽上躬身给牛拌料。我停住脚步，老远端详着母亲。她回头望了我一眼，又低头继续拌料。我只好走到跟前，她这才认出是我。她惊喜地抓住我的手说：娃，我没看清是你！我还以为是别人呢。我感到母亲眼花了，身体确实不行了，这么近就认不出儿子了。我赶紧帮母亲把牛的草料拌好，扶着母亲回家。一看家里冰锅冷灶，我心疼母亲身体这么弱还在干活，急问哥嫂呢？她回答我哥送嫂子回了娘家。我心里只埋怨哥嫂撇下母亲一个在家里照看家务，咋能放心得下？我用我带来的牛肉，生火忙着做了一顿面片。
之前每次回家，哥嫂不在时，我都要把哥家装鸡蛋的草编盒子拿出来，给母亲煮蛋吃。我知道哥家里困难多克多比，养的几只鸡下的不多的蛋都是舍不得吃，换零钱花。我便按高于市场的价把钱放在蛋盒子里。以便哥嫂回来后母亲有一个交代。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和往常一样，母子依依不舍，我安慰她说：我带来的这个药你先吃着，我下次来时再买。母亲患有气管炎，天一冷就犯，好在我给他买的一种颜色如麻的、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的药名的药吃上很管用，就经常给她买。我说，再过十几天，等他们过年的时候放假，我就回来了……
和往常一样，这次她还是把我送到大门外场院下的一个叫长咀儿的地埂上；那个长咀儿是我们庄子通往山下公路的一个制高点，以前矗立过忠字台，眼前开阔得如同一个瞭望台。照例，母亲柱着拐棍儿站在地埂上目送我下山远去；照例，我走一段，从山下回头仰望站在地埂上的母亲；互相对望一阵，我用手示意母亲可以回去了，然后继续往前走；走一段我回头看见她还是那么站着不肯回去，我只好再示意，再走；可走不多远，我又不放心地转身仰望……
就那么一步三回头，直到我再回头时，只能看见那忽隐忽现的“一丁白盖头”。没有想到，这次并不异常的分别竟成了我们母子之间的永别！
我没赶上母亲最后的时刻。听着哥哥说母亲在她最后的时刻，还是不愿意打搅我上班幻影一号，不让他打电报通知我，我反问自己：我这个所谓的班就这么重要么？我心中一片懊悔，我心中充满了自责。我长跪在母亲的埋体旁，长那么大，我第一次真正的一夜没合眼。脑子里满是母亲的音容笑貌。
离家不远处，位于哥哥那块承包地的坟坑已经挖好。明天母亲就要被下葬入土了——实在不相信母亲已经离去，实在难熬又留恋剩下的分分秒秒的时光。我拿出了日记本，一笔一笔地记录着自己当时的感受，回忆着母亲一生的恩德和她拉扯我们九个孩子成人的不易，以及她艰辛而又苦难的一生。
而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我发现母亲的口袋里只装着五角钱和一小块毡片上插着的几根缝衣服的针，这是她一生的财富啊！我的心肝怎能不碎！我保留了这一小块毡片，并和坟头的一把黄土一起带回了兰州，珍存至今。
父母的突然离去是儿女一生的分界：父母在，不论年龄再大，你感觉始终没有长大；父母去世了，你哪怕是娃娃，也是大人。父母在，你就是走得再远，心中有个牵挂有个家，有个愿意倾听你苦乐酸甜的人；父母不在，你就孤单了，所谓的家的概念就不一样了，你就如同一片秋叶，毫无目的地、悠悠地随风飘零。
往日母亲劳作过的地方，躬身扫过树叶的小道，低头给牛拌料的食槽，牵着我哥家里那头尕白雌牛吃草的地埂；还有往日美好的一切……当我们永远失去以后才想起去珍惜往日的一切；当我们永远失去以后才会想起那么真切的细节；当我们永远失去了以后当时并不在意的琐碎事，却不时的出现在我们现实的回忆和揪心的梦境里。
哦，老家；我梦魂萦绕的地方。想着我从小玩耍的门前榆树下的场院；想着母亲扫过榆树杏树落叶的大门台子；想着母亲挑水走过的泉湾儿的那条细路；想着母亲牵着那头尕白雌牛在大红日头下吃草的地边。
哦，老家，我的遥远的邓家山；
我的再难见容颜的亲爱的母亲；
我的再也看不见的那远远飘来的，那——
一丁白盖头！
四
农村家里条件不好，父亲吃不上可口的饭菜。每次回家我都凑钱买上一斤羊肉和着洋芋炒成臊子，装在一个罐头瓶子里，回家后在上房的茶炉上揪了面片再拌上拿来的臊子给父亲吃小灶。每次都是爷爷舍不得吃，给孙子尕友留下半碗。到了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带父亲上街，下馆子——一斤手抓，一碗面片，一个三炮台茶——大约花10元钱。尽管我每月的工资入不敷出，但比起母亲在兰州小西湖的那顿匆忙“手抓”的缺憾，我获得了些许的满足和慰藉。
那是仲夏的一天，吃过早饭后，哥嫂们都下地干活去了，父亲也早早赶上羊上山了。我恋着父亲恋着家没心思回单位，就那么磨蹭着，看着太阳老高了，就洗洗再次来到了母亲的坟上，又哭了一鼻子，然后顺着地埂上走下来，老远看见父亲独自在我的母校尕新庄学校附近的坡里挡羊呢，便走过去，与父亲一起蹲在地埂上，一边放着羊群，一边和父亲说话。我多么想多陪陪他，享受和体味与父亲在一起的那一丝丝流走而不能再来的幸福时光。父亲看着我从母亲的坟上下来，可能多少感到一丝慰藉；又看到我刚哭过的泪痕，半晌不说话，脸上布满绝对比我还悲伤的表情。但他旋即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着我又似安慰着自己地说：娃娃呀，你就放心地上班去吧，我这一方面，都好着哩；你把心放下，各家的事情都成着哩，吃的都够哩徐宥利，就没有啥大的难行……接着又从大哥家开始，一一分析目前各家的状况，每个子女孙子的优缺点，末了，总结他们说：也有优点也有缺点。等着天热羊吃饱了开始往阴凉处跑，我俩就开始赶上羊往家里回，我在前面押着调皮的头羊，父亲在断后驱赶羊群。
圈了羊，已近中午，太阳正热的时候，我们父子俩坐在炕头上，又说会儿话。庄子里娃娃们去上学了，大人们都下地了，院里院外一片静谧，只有蜜蜂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昆虫嗡嗡飞舞的声音。
末了 ，父亲不情愿又无可奈何的、半是提醒半是催我：娃，该出发了，该回去上班了。早些去，不然黑天半夜的……但临走，我还是放心不下，想把父亲带到兰州，可又是农忙，父亲离不开。我哥家那几只羊绑定了一个劳力，只好约到国庆节放假时我去领。到了国庆节后，农历9月9后，地里的庄稼都收割了，地里没了庄稼，羊可以“撒野”放出去自由吃草，不用人看管了，父亲也就被解放了。我还打发侄女从庄子里收一些鸡蛋留下，嘱咐嫂子每天给父亲打两个荷包蛋吃。然后又匆匆搭班车回单位上班了。
家里没啥拿的，和每次一样，父亲都给我装一小袋洋芋；和每次一样，还是父亲送我，从家里出来，就恋恋不舍，一路说话，步行到车站。
一辆辆班车停下了，司助手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吆喝着招揽旅客：“哎，兰州，兰州！”但我还是不想上去，借口太挤，等下一辆；其实，目的只是想和父亲多呆一会儿。
父亲看着我终于上了那路过的、依旧拥挤的班车。我站在汽车的走道里，使劲向站在班车车窗前的父亲挥手，而父亲在车下也望着我，用手示意着，他的银白的胡须轻轻抖动着；我们父子俩车上、车下，透过车窗玻璃，就那么一直互相对望着，直至班车启动，直至互相都消失在视野……
那是张承志兄第一次到我的老家——蒿支沟兰郎公路边向阳的一个台台子上，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北面三间简易的土木瓦房是堂屋，两间低矮的土木平房作东厢房；小小的院落中间有一棵常年绿色的小柏树；隔壁有一个醒目些的建筑，那是尕新庄清真小寺，寺顶上那一弯金属的新月在黯淡发光；院门外槽上拴着的一头大犄角的犏牛在静静吃草。
张承志兄对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我说：你家到处是小说!
坐在我家上房的炕上，透过那低矮的窗户玻璃，就能看见兰郎公路上的车来车往。我每次坐班车回家，买的都是下一站的票，路过家门口就叫停。所以，早晨起来，父亲坐在炕上，目光总是瞭望着公路，倾听着车的马达，期盼着停下的班车。
据说，一次不知谁在外面的窗台上放了一个花盆，遮挡了他的视线，父亲很生气，立即叫人把花盆搬走，说娃娃要是回来我看不见!家里人这才知道了父亲盼子归来的心思，也这才发现父亲坐在炕上，时时瞭望窗外的缘由。
我后来听说了这件事，难过得无法言表，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沉甸甸的滋味在心头。
我上大学时，每到寒假暑假，看到村子里的小学放了假，父亲就知道我也该放假回家了斗智情缘。于是他每天就到几公里外的蒿支沟汽车站等我回来。那是一个过路站，没有候车室，等待接站的人只能站着。从中午到后晌，父亲就那么背靠着墙，眼望着路过的班车，望眼欲穿，直到从兰州发车的前往甘南临夏的所有路过的班车都走完了，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我哥为此还埋怨过我，要我提前告知来的时间，让父亲接上一次、高兴一次，不要次次失望。
那时，通讯不便，除了写信就是打电报，信要走好多天，往往人到了接站的信还未到，电报得一两天，所以，我也就没想着写信发电报。
唉，都怪儿子年少不懂老人心，嫌费事费钱不打电报。因此，父亲在我四年大学的假期常常去车站接我，但一次都没有接上。
想来，我真是后悔，应当不嫌麻烦、不计花费去邮局提前拍个电报，按时到达，好让父亲有个接上站的那种喜悦，有个去接到儿子的成就感。
岂止于我，后来我哥买了台小四轮拖拉机去拉货搞运输，或去周边庄子里接亲送亲挣点小钱，每当出去天黑以后还不回来，父亲就坐不住了，就在大门上痴痴的等着不吃饭，竖着耳朵听遥远传来的拖拉机的马达声——这些事几十年来，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尤其是为人之父以后，我也常常坐在沙发上痴痴地等待过女儿回家；女儿考了外地的大学第一次出门后，曾发来一条短信“我们的学校离机场很近，每当听到天上飞机的引擎声，我就想出去看飞机。用手遮着太阳光，望着渐渐远去的飞机，心想：我要是坐上这架飞机，一个多小时后，我就回家见到爸爸妈妈了；就能坐在我的小床上了”。当时我读着女儿的短信，想着女儿，又想着亡人，更加深切地体味到那种人等人、人想念人；尤其是那种父盼子归的心情滋味，无法以语言表达——没少见在中外名著中，文学大师经常表达过类似的关于人等待人的主题，但似乎都没有如此令人刻骨铭心。
后来，张承志兄写了那篇著名的散文《北庄的雪景》，就是记述那年我们去北庄的情景。他在文中多次提到我父亲，并深情地写道：
后来我曾从北京不远数千里赶到他坟前跪下的进祥的父亲。
在我策划编辑的《以笔为旗》中，有一篇题为《弟弟们》的文章里他又这样写道：
我分别和两位老人在河州的山野里同车奔波，真难为了老人，心里至今抱着歉意。
再后来，在1995年的新疆昌吉州，我俩住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旅馆里。他在我编辑的他的《回民的黄土高原》一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字：
那一年在河州，只因匆匆奔向兰州的小西湖车站，后来就再难看见母亲的白盖头；那一冬在北庄，只因我们还不懂仪礼的贵重，后来再就难听见父亲的“索勒”声。
我上大学前，在家的三位哥哥分家了。一个哥在山下兰郎公路边，两个哥哥在邓家山上的老家。那时为了给分了家的哥哥照看家务，把两位老人分开了。
我出门以后，据说每次我的来信，我山下的哥念了以后，父亲就拿到了山上，他不识字，但还是拿着信，走到山上把信中的内容讲给母亲听。一次收到我的信，我山下识字的哥不在，但父亲等不及哥哥回来念信，他还是把信拿到山上，给母亲说娃来信了，但不知道啥内容。父亲目不识丁干着急，在母亲跟前把信揉来搓去。我母亲说，再揉来搓去，你也不知道信里的意思是啥啊!
我每次回家从班车上一下来，就先到公路边的哥哥家里，那里住着父亲。见过父亲，在那儿吃上几口饭，缓缓乏，父亲就说：“我陪你上山吧，看你阿娜去！她知道你来了，就坐不住了”。于是，不论多晚，父亲就和我一起上山了。在山上哥哥家里吃了晚饭，哥哥家炕不宽展，父亲便顺手抄起一根木棍又下山了，消失在夜色里。成年以后，我常想，尽管为着贫困的生计，但将年迈的父母分开，一家一个轮着住，这是多么不得道的一件事情!尽管这种做法在农村也是常见的。
我眼前总是浮现这样的情景：1987年冬，在临夏州医院的病床上，已患了肝癌的我父亲静静地躺着。从农村来到陌生的城里，我在临夏的同学朋友不时的来探视。有个刚成家住在医院附近的同学经常过来问这问那，知道父亲爱吃羊头肉，他晚上骑车还专门从三道桥夜市买来了上好的羊头；看着医院的铺盖单薄、皱巴巴的不太干净，又转身回家抱来了他们新婚置办的崭新的被褥。那时，一床被褥就是女方出嫁时最值钱的嫁妆啊。还有位同学也是家在农村，刚从县上调到兰州工作，和我一样的困难，他买了一双袜子来看父亲……
这些在城里受到的友情和尊重，对父亲这个农村老人来说是极大的安慰。我寸步不离地守候在他的床前。其他哥哥各忙着一摊家务大都没出过门不识字，又因为不熟悉城里医院，哪儿缴费哪儿打开水都找不着北，在农村家里让人侍候惯了，粗心得我不放心。我抽空伏在父亲的病床沿上给张承志兄写信，给他告诉父亲的症状。
父亲知道了我给张承志兄写信，慢慢地、用微弱的声音喃喃道：“娃娃啊，你交往张老师那样的人，大大这辈子就放心了。你带个赛俩目问个好啊，我怕是见不到他了……”
张承志兄接到这封信后，在得知父亲症状后，于1987年12月24日，着急、迫切迅速地给我来信：
千万想办法给你父亲做一次认真的检查，不要大意，也不要灰心，万一不行，可以来北京，我会全力帮助你。要努力争取治好他。我身在曹营，无力去看一次。再来信！快！
他的迫切、急促、着急和作为哥哥的责任感跃然纸上。最后一句“再来信！快！”几近是在遥远的北京城喊过来的声音。我当时读着信，耳边隐隐听到了这喊声，也清晰地感觉出了他的急促、着急和加快的脉搏了。
父亲还是如母亲那样，静静地、安祥地走了。母亲去世以后，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但是，他还是坚持着不动声色的安排着整个的葬礼和接连多次在家乡较大规模的纪念“亥亭”。子女们都没有经验，父亲成了这些大事的核心和总指挥，也成了我们家的精神支柱。
在纪念母亲的那些悲痛的阴霾笼罩的日子里，当他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当炕上满座的阿訇满拉在肃穆凝重的念经赞圣的时候，父亲还是穿着那个光板的镶着黑色绒边的羊皮袄，在大冷的天跪在土炕下的冷土地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如一座山，如一座雕像。他花白的并不长的胡须微微地抖动着幺宁，高额头下吉庆的眼眶里满溢着泪水。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凑过去，默默地跪在父亲的身旁，不由地抓住了他那温软的手。
我这个最小的儿子陪跪在老人的身旁，这或许是对父亲，也是对于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慰藉。我知道，失去了母亲，千斤重担在一身，父亲内心里承受着多大的悲痛和压力啊！失去了从15岁开始的伴侣，父亲就成了孤身一人，想到我以后再来信了他也失去了送往山上老家去的意义，失去了出门儿子来信的那种喜悦的分享。
我不忍心看……只要望一眼父亲的那种神情，我的眼泪就不由得流下来了。
一次黄昏，父亲送走了来家里参加纪念母亲“亥亭”的一波波的客人后，好久了还在大门口一个人呆呆地立着。这时的父亲是我唯一最亲的人，是我全部的精神支柱。望着父亲的侧影，望着父亲突然间白了的胡须，我突然感觉到父亲真的也老了。
和大多数农村的老人一样，父亲年轻时干过重活，又挨过大饿，山里大炼钢铁，修南阳渠背过土，死里逃生，把身体摧残得如同出过大力的汽车，说不行就不行了。风蚀残年，失去了伴，我担心父亲真的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会随时倒下，和他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
我走过去，紧紧的抓住了父亲那宽大的羊皮袄袖筒里温软的手，眼泪又一次流下来。我说，大大呀，我看着你心疼地很……
自我记事的时候起，父母没红过一次脸。旧社会的母亲娘家在家乡蒿支沟也算是大户，她从不到14岁被父母包办嫁给年长她一岁、家境一般、从未谋面的我父亲，没少受罪。但几十年来他们相濡以沫。我不止一次地听过这样的故事：生活困难的1959年，母亲总是顾着一大堆孩子和父亲，把带面的菜汤糊糊全悄悄给了父亲和孩子，自己却不吃。慢慢地，她就不行了，身体软弱下去了。父亲说，这样不成!你不行了，这帮娃娃咋办呀！这样，面糊糊菜汤就倾斜给了母亲；但是父亲身体又慢慢弱下去了。
母亲还讲过一件往事：当年家里给二大说了一门亲。但当时二大还在“营盘里吃粮”，就是在河西马步青的军队里当骑兵，音信全无，无法完婚。而对方家长在催婚，说人已经给了你们家，你们看着办。爷爷奶奶觉得反正送了彩礼花了钱了，便有了想娶过来续给父亲的打算。这种事在旧社会还是常有的，可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爷爷奶奶只好把这门亲退了。母亲知道这事后，很是感动，对父亲的感情更深了。我记得母亲曾说起这件事时流露出来的那种对父亲为人品格的钦佩之情。
父亲当着生产队长，看着庄子里的娃娃们因为太小，实际上也干不了什么活，但为了能在专门缝制的衣服大口袋里偷一把粮食来打麦场干活。因为当队长的父亲在场他们没有机会下手。母亲悄悄地提醒父亲说，你就躲一下，让娃娃们拿上一把了回家。于是，父亲就假装搓麻绳，躲到附近园子的草垛后面，躲过孩子们的视线，好让他们赶紧把粮食装上衣服的大口袋里拿回家去，应急、救命。庄子里但凡从那时过来的人超级家仆，不论回民汉民，至今还在感念着父亲如此的有情、有心、有意和善良硫磺岛家书。
但是，父亲却不让自己的孩子这么做。小暑过后，生产队里的庄稼开始熟了，生长期较短的青稞就可以吃青麦了。据说别人都各有各的办法，夜里悄悄的出去摘些青麦穗，从洋芋地里掏一些能吃的洋芋蛋，不那么饿了，只有父亲之饿和别人不一样，每次在生产队食堂里吃饭，别人把碗里的面捞着吃了，剩下的菜汤碗就撂下了，都让父亲一碗碗端起来喝了。家里实在饿得不行了，凌宝儿等夜深人静，父亲也睡着了的时候叶城天气预报，母亲就让孩子们也偷偷出去搞一点儿粮食，回来又藏着掖着躲着父亲。
也大概因此父亲在庄子里威望很高，还当过当时蒿支沟乡不脱产的乡长，但由于母亲娘家的富农成分始无法脱产终转不了干，后来又长期当着生产队长，远近庄子里年长的人一直叫他“老乡长”，或是“老队长”。
小时候，在我的记忆里，每年到了年终碾完场，一年的庄稼活结束的时候，父亲就召集社员大会，总结一年工作后，借口年高辞职不干了，当地话把辞职叫“躺倒了”。可是，社员们不答应，大队、公社也不同意，于是包队的干部和大队（村）书记主任三番五次到家里做工作，动员父亲继续干。做不通工作，县上包队的干部索性住在我家里不走，每顿还要做好吃的，而常常家里没有面，我母亲拿着盛面粉的笸箩到庄子各家里去借。我在散文《启蒙者》里描写的上海籍包队干部到我家学父亲样用木勺勺丢炒面不慎泼了满脸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候。
不过，那时的干部作风确实应当称道，因为吃完饭临走要按规定以每顿饭两角钱半斤粮票留下饭钱。实在没辙了，父亲答应再干一年，如是者又连续干了三四年之多。改革开放后随着血统论的被废弃，父亲被当选为乡、县、州的人大代表，他还负责筹备过家乡蒿支沟清真大寺的复建，被当地穆斯林推举并报乡政府任命为学董，也就是寺管会主任，被写进了这个寺的石碑。
五
母亲去世后，那么刚强硬朗的一点杂病也没有的父亲悲痛得如同当年喝菜汤一样，身体迅速垮下去了。他每天清晨和午后两趟到母亲的坟上，风雨无阻，长跪不起。他每天早上从母亲的坟上一下来，就独自赶上羊群上山了。羊群在山上静静地吃草的时候王矜霖，他就那么孤零零地蹲在山上的地埂上，久久地注视着远处山崖间的那块坟地。
父亲这时的心中装着一片大海。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谜，我猜不透；更听不见他和那块坟地之间来回传递的一种音乐……
父亲卧炕不起后给我们讲，他只有两天没有去母亲的坟上：一次是下了厚厚的一场大雪，一次是因为给去世的我叔叔过头周年，爬了一架山到前山的祖坟。而眼前这块坟地是个新坟，母亲是这里下葬的第一位。父亲在山上放羊的时候，老远就瞅下了这块地。原来这是我哥的一块承包地，靠阳的崖坎下边是整个庄子里的公墓；面对着前山，那里是母亲的娘家；背靠着她十几岁上就嫁过来的我们的老家邓家山。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前山的祖坟空地越来越少了，周边是别人的承包地，不好延展，要一个坟坑特别不容易。所以，父亲一直琢磨着后事，想着将来新开一个坟茔，将来辈辈都埋在自家的地里不再求人。
据说，一次我父亲问母亲：你将来睡在哪哒呢？意思是将来把你埋在哪儿呢？母亲回答：你在哪哒，我肯定就在哪哒啊！于是，父亲就给母亲和作为地主的四哥告诉了他的这个想法。事情就这么快的定下来了。
父亲每次与我们上完坟，慢慢地转身往回走时，总是转过身，恋望着母亲的坟堆，不肯离去。许久以后，他用布鞋在母亲的坟茔旁边勾画出一个圆圈，然后给我们吩咐说：“将后，我就睡在这哒！”他言语之中流露出的那种异常的决绝，使人感到他很清楚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在心中已经找到了自己永久的归宿。
父亲对亡人的痴心执迷和对那块坟地的迷恋，使我惊异，也久久的震撼着我。我联想到在兰州我的单身宿舍，他给我说过的一个梦：那时我们还没有发现他的病，感觉很健康。一天早晨，他做完班达时，我还懒懒地睡在床上，他看着我已经醒了，就给我讲：“娃娃，我梦见的睡梦不好得很”，“我梦见了一个涝坝，你亡人阿爷站在池子的对面，让我过去。我说过不去呀!他说浅浅的，你怎么就过不来!这么着，我就淌过去。结果走到河中间就惊醒了。”
父亲讲完这个睡梦，给我破译道：这是一个关于亡人的睡梦。你阿爷叫我着哩，我的时候怕是不长了。我当时心里一颤，顿感不祥，但还是半搪塞半安慰地说：“你身体好好的，一点杂病也没有。做梦的么，有时候胡做着呢……”
但是，我已经隐隐有了一种不祥而可怕的预感，我把这个预感不情愿的、又忍不住地悄悄告诉了我哥。那是一次我和我哥去广河买拖拉机的班车上。我给我哥说：看大大这样子，怕是熬不过母亲的头周年。他很可能是赶母亲无常的日子。我听说好多老两口感情特别好的，都是一个连着一个，一个跟着一个地走了，都在赶往同一个日子。我哥也说：大大吸人的很，见了好多老交往，他都抓住手，说些离别的话。他吉庆的眼眶里满溢着泪花。我一个堂哥麻尔也说，大大这次的病和平素的不一样，见了人就有眼泪——从没有见过大大流过眼泪的啊！
结果，这预感居然应验了：一周年后，父亲就在母亲无常的那个日子仅差不到一天，相跟着去了……
父亲从医院回来后，他说医院里大夫浑身检查了，提出要洗个“阿卜黛斯”。而我觉得，父亲这个愿望更主要是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最后的时日，做一次最后的洗礼。作为一个穆斯林要在这个世界上干干净净来，干干净净走。父亲只是考虑到我们子女的感受，说话留有余地，没有把话说穿说白而已。
可是，已入隆冬，农村没有洗澡的条件，重要的是他身体虚弱无法自理。
清晨，天亮之前，我把火生旺，在炕沿旁边放下一个塑料大盆，让他站在里面，提出我帮他浇水。父亲难为情的望着我。我故作轻松地说，这没啥，有病了嘛，没人帮你是不行的。他终于不好意思的点头同意了。
由于农村不像城里那样小时候儿子可以跟着父亲洗澡，也由于教门中关于羞体的禁忌，即使父子之间也很保守不露羞体。父亲使出勇气同意我帮他，既是出于无奈，也是出于对小儿子的亲近和依赖。房子里四面通风，火再旺，温度也在零下，等把浑身洗完，父亲冻得发抖，但他还担心因此站在外面的两个姐姐冷着，嘱咐我赶紧收拾完让她们进来。外面冷，他说。唉，父亲一生心里只装着别人。
父亲洗完澡，回到炕上。
天依然未亮，天也依然很冷。他已经不能站着做礼拜了，只能坐着举意。他转身面壁，双手扶着墙，突然间泣不成声：諾滴胡大圣人啊……跟前就我一人，我长那么大，从未见父亲如此，一时间被震撼得不知所措。
刚强一生的父亲一定是觉得他今天怎么到了这副境地、咋能弱成了这样。儿子帮他洗“阿卜黛斯”，多难为情的一件事哪！
父亲知道自己行将告别这个世界，也曾表现过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生命和对这个世界的某种留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过了一辈子苦日子的父亲眼看着大家肚子吃饱了，日子慢慢好起来了，我两个哥哥还一家买了一台四轮拖拉机，父亲未病前的时候去蒿支沟大寺做主麻，我哥开上拖拉机去接，他显得特别开心。
早晨，弟兄们围坐在炕头上吃早饭，大粗茶就着煮熟的洋芋和花卷馍。那时家乡农村各家的早饭是绝对的千篇一律：煮洋芋的大铁锅里放上蒸笼，捎带上白面花卷或是杂面“茵花”。父亲病重吃不下，只能在旁边侧身躺着，静静的望着大家，看着大家吃得香，就给他深爱着的子女们、又好似自言自语的说：
唉，再多活上几年，就这么看着你们吃洋芋，多好啊！
“就这么看着你们吃洋芋，多好啊！”
——听了，我拿着洋芋的手突然间僵住了。心里掠过阵阵酸楚。
住院回来不久，在父亲病重的日子里，家里念了一个较大规模的“讨白”，凡是与父亲交往的亲朋好友和远近亲戚都请来了。
“讨白”——这是一个在回民病重、去世前举行的重大仪式，念古兰经向真主赎罪，祈求一生可能有过的罪过，以及一切不当的言行，并请来亲朋见证。这也是在离世之前与生前亲朋好友的正式而庄严的人生告别仪式，同时，还互要“口唤”，也就是允许。如果与人还有些账务欠情的都要说清楚，以便在离世前了结或交代给后人偿还。
仪式结束以后，父亲坚持从炕上坐起来，一个个的和亲朋好友道别，互要口唤。
这是人生的告别仪式啊，从此阴阳两世，每一个人都泪流满面。庄子里一位叫马成龙的老人也是父亲的远方表兄来看他，临走时，父亲抓住了那位老人的双手，老泪纵横：姑舅啊，顿亚（阳世）上就这么了，咱们交往几十年，不容易啊，我哪些做得不对的不合适的，有过亏欠啥的，就互相给个“口唤（允许，原谅）”吧！马成龙老人也是泣不成声：姑舅啊，咱俩年一年二，错不了一、两岁啊；你前脚走，我后脚就跟上来了啊……
父亲病重前后一直住在我四哥家里。他觉得常病无孝子，平常都是在各家轮流住照看家务，有病了不能住在一个儿子家里，人来人往会造成负担。况且一年前也是在这个四哥家送走了母亲。等客人们都散去之后，父亲曾婉转的向我四哥提出他想老家了，想到山上去。我四哥明白父亲的意思，因为山上住着三个弟兄三家人，父亲意思是否到别的儿子家轮换着住一段。但四哥假装辨不过，他双手抓住了父亲的手：您想老家了，哪天天气好我就牛套上架子车，铺上棉被毡，您坐上了去转转——意思是只上去转转，转完了再回来，并不送到山上其他弟兄们家里住下。父子一问一答之间互相什么都明白了。父亲满含着泪水，顺势把话说透了：娃娃啊，大大明白你的意思了。长病无孝子啊，住你一个人家里，人来人往的，破费大啊！有你这个话，大大也就放心在你家住了，这里离寺近，我哪儿都不去了。
六
拿着病历和临夏州医院里拍的片子回到兰州，我托人请专家会诊。在确诊了父亲病情后，我感到了彻底的无望。
母亲无常后的悲痛还没有化解，而父亲剩下的日子又不多了。治疗已经不起作用。接下来我该做些啥呢？我突然想到马上结婚办事，以了却父亲最后的一桩心愿。
按照回民习惯，老人给孩子完婚是天命，如果没有给孩子完婚就撒手人寰，就是未尽到责任，未完成一件人生的大事，就是一个缺憾的人生。我母亲刚刚去世不到一年，最大的遗憾是没给我办事，没了却她老人家一生的愿望。那么，再不能给父亲留下缺憾了。好在父亲还见过她，曾给我表示过他很满意的意思。
有一天傍晚，几个哥哥离开了父亲的病房，开着拖拉机要回去。我送他们几个走到州医院的大门口，天雾沉沉的，刮着阴冷的风，就要下雪的样子。我停下来，我说我要和你们商量个事。我鼓起勇气，调整着情绪，琢磨着如何张这个口。我在要求他们首先给父亲严格保密的情况下，通报了父亲最后一次在兰州复查后的病情：肝硬化晚期；父亲的时日不长了。
哥哥们都被这个消息惊住了，不知说什么好。半晌后我说，我要赶在父亲之前办事，希望哥哥们支持。此后我就在兰州和临夏州医院之间奔波，和时间赛跑，和病魔较量。
我回到兰州向单位领导请求能允许我在我现有的单生宿舍里结婚；我把几个同学叫来，请他们帮忙给我刷墙，给我登上三轮车拉来借下的家具，给我买暖瓶灯具，请他们新婚不久的媳妇给我缝制被子。
安顿了兰州结婚的一切事宜后，又跑到医院守候父亲……应当感谢我的同学和他们的妻子；也感谢我的妻子，那会儿，她才21岁哪，而且我们认识才几个月，她中专毕业还没有工作上班，就下了决心一辈子跟着我；也感谢我的岳母和大舅哥，当他们知道我父亲的病情，并且知道我想请他们去医院看望我父亲，给他吃颗“定心丸”，表态同意这门亲事、显得有些过早的要求后，毫不犹疑的来到医院，认了亲家……直到现在，我妻子还常常一生气就抱怨我不爱她，没有像他人那样压着马路上的浪漫，没谈过几天恋爱就急忙结婚，这还不是为了你的父亲！
呵呵，爱与不爱，都多半辈子了，时间是最好的见证——如今，我们结婚都整整三十年了！
知道我要办事了，父亲几个月来布满病容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颤微微地从口袋里掏出六十七元几毛钱交给我说，娃娃你的事情你自己办去，其他的娃娃的事都是我和你阿娜给办的；最后轮到你的身上时，你阿娜无常了，大大也再没能够了……还没说完，那种出于对儿子的歉疚和告别世界，告别亲人，以及对于生命的无奈使他老泪纵横。
我匆忙赶到兰州筹备结婚事宜。我独自从农村出来，省城举目无亲。我到处借钱。我四哥把他家唯一值钱的那头拴在门口的大犏牛卖掉，自己只留下二十几元零钱，将500元整钱给了我。我只买了一床被子，一只暖瓶，公家配的单人床里面拼凑了块借来的板子当婚床；我在驻兰办只订了两桌席，招待了娘家人。为了节省，晚上让新娘在一间单身宿舍当成的婚房过道里，揪面片煮手抓招待来帮忙的同学朋友。真为难了新婚的妻子，真慢待了我的那些同学挚友啊！
张承志兄北京专门给我写来了书法《黄泥小屋》，并题上我俩人的名字祝福。他说等有时间了画一幅油画再祝福——就是现在高悬于我家客厅的同名油画，上写“TO：MAMA”，即为我俩马姓而作。这是张承志兄为数极少的画作之一，2011年9月被收入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散文集《涂画的旅程》。
结婚的第二天，冒着雪天路滑，我领上妻子到了老家，来到父亲的病炕前。父亲尽管病入膏肓，但是，见到了算是正式地过了门的最小儿子的媳妇，笑得合不上嘴。我妻子在堂屋烧水的煤炉上给父亲做了当时农村人从没吃过的从兰州带来的韭黄馅儿的饺子——这也许是父亲一生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
看着没有牙齿的父亲开心地端着碗，吃妻子专门煮得软软的皮薄馅多的韭黄饺子，在我紧张忙碌而又纠结了几个月的苦涩的心田里掠过一丝慰藉。
几天后，妻子回兰州去刚分配的新单位报到上班，而我一直留在父亲身边照顾。
17天后父亲归真，回到了他永远的家，找到了他心中永久的归宿。
随着父亲生命一天天到了最后的时刻，母亲的头周年的日子也渐渐逼近。穆斯林对于亡人头周年的纪念活动是十分重视的。父亲睡在病炕上，脑子里清晰的计算日子，操心着母亲头周年的纪念“亥亭”。他安排我们弟兄几个提前一周开始一家家轮流过，直到周年。
可是，父亲自己却提前不到一天，在母亲头周年的日子无常了。父亲于第二天下葬的日子刚好与母亲无常的日子重叠。这使得我们上午在给母亲过周年，下午却忙着送父亲的“埋体”。天大的事情都集中到了一起，我真的快崩溃了。
此后，我们弟兄几个一直按照父亲那时的安排，每年总是提前开始各家轮流着给父母过周年，父母的周年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聚会的日子，几十年来从未间断。
父亲在去世前的几个小时，平静地、缓缓地对昼夜守候在他身旁的我们子女和侄儿说：“娃娃们，你们算是对我尽了孝道了。我满意得很……好在我和你阿娜的日子重上了，这么，你们的负担就轻些了。”“你们不过（周年纪念），庄子里的人们笑话呢，一年里过两次，娃们难行……”。
你们帮我脱下衣服，我的时候到了……
我知道，父亲指的脱下衣服为的是处理后事的方便，因为回民亡人只用白布包裹不穿寿衣。而父亲指的负担则是子女们对父母亡人的悼念活动的破费。按照回民风俗，后人要给亡故的先人在每年无常的日子过周年以示悼念。如亡人的日子重上则可以一次带过，不必分别悼念。
受了一辈子困难的我的亲爱的父亲在他行将告别这个世界时还考虑子女的难行，还想着怎么用自己的实际行为减轻子女的负担，还想着在他身后不给子女们添麻烦。
父亲在他最后时刻的清醒、冷静和从容让人惊奇。
当时在场的除了隔壁寺里的阿訇，还有我几个哥哥和两个堂哥。他们示意我出去，意思是最小的儿子、最心疼的人在场，会闭不上眼睛……
我只好恋恋不舍地下了炕。出门前，最后一次深情地望了一眼父亲，算是做了与父亲的诀别。然后，我到了院子里，拿上了汤瓶……
按照风俗，和母亲一样，父亲坟坑的最先三锨土都由我这个小儿子铲下。还没有铲完，我就悲痛欲绝，被人扶住……
人生最沉重的打击，都让太过年轻的我摊上了；双重的悲痛和打击，使人几乎绝望。
透过泪眼痴痴地望着众人拿着铁锨往父亲坟坑里急急下土，我当时真的有一种也想跟着去的感觉。
承志兄在知道了我父母之亡的情景后，给我写信，表达了两位老人去逝的方式给他的震撼：
你信中两三次描写的父母之亡默默地、久久地震撼着我。我会再去兰州，为着和你一块去给两位老人上坟。
自那以后，他每次来河州总忘不了给我父母上坟。张承志兄总是如此的富有深情。他充分地做到了他的情和义。我俩既以兄弟相称，他视我的父母为自己的亲人。
对我来说，随着“黄泥小屋”的渐渐温暖，随着今天的物质生活与过去苦难之间的明显参照，这种心理负担和缺憾也越来越深重，以至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作为一介书生，一次次地想表达这种内心的一切，但每次总是提不起这支笨拙而沉重的笔——那时我常常陷入深深的自责：你没能让父母享福，难道你不能写一下他们微小的人生么?
我常常从省城回到那个尚处于贫困中的家乡，独自一人双膝跪在父母的坟前。回忆过去，思想亲人，那些并不久远的日子一幕幕那么清晰地从眼前掠过。我的眼泪总是止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满溢出来，遮挡住了我的视线……
亲情、友情。在梦境的揪心般的缺憾中，在现实的泪眼蒙蒙中，我仿佛站在这两个词汇的分界上，心中一片茫然，找不出使自己自拔、解脱的答案。我的心只是被一阵又一阵地抽搐和揪扯般的难过攫住……
这时，我唯一要做的是给父母做“都哇”（求祈）。举起双手，泪眼迷蒙。我能够想起的，仍然是张承志兄给我信中的那句话：
愿河州道上，那山崖间小泥屋里的白绸盖头的老奶奶在真主那里永生。我们得不到永生，但我坚信她能得到。
（注：原载甘肃省委《党的建设》2000年第2期，《读者》（乡村版）2000年第5期转载；再改于父亲归真30、母亲归真31周年之际。这是完整的文字版，音频只选附第四集薄姬简介，其他音频请见本订阅号“一丁白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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